今天小百合特别想找段成良聊聊天，於是就给段成良打了一个电话，听筒里她的声音里带着收工後特有的那种松弛和疲惫：「拍完了。山本导演说，这是他这几年拍得最满意的一部戏。我自己也觉得，比《香江夜曲》好。」
段成良听完，没有急着接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你演得好，是因为你值得。」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麽吗？你说，你不是在演别人，是在演自己。我一直记着。」吉永小百合的声音低了些，「我也记着。」
两个人没人在意，这是长途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挂断电话後，段成良放下电话，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夜色笼罩着伦敦老城区，街道上只有零星的脚步声和远处一辆夜班公交驶过的低鸣。
回到桌前坐下，他把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的条目又密集了几分，每一条都对应着某一件已经离开原位的文物。他没有数一共多少件，但他知道，那个数字还在增加，老徐那边也在继续发来新的名字和地址，排着队，等着他一个个去处理。
夜色还很浓，他的手边还压着一页尚未划掉的目标。他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伦敦的夜风沿着小巷缓缓穿过，远处隐约传来大本钟报时的声音。他该动身了。
这是段成良在欧洲的最後一夜。他坐在伦敦那间小屋的桌前，翻开笔记本，扫了一眼那些已经被划掉的条目，又在页尾的位置添了几笔，把老徐刚传过来的最後一个目标信息抄了上去。抄完，他合上本子，在椅背上靠了一会儿。
明天一早，他打算回香江。欧洲这边的目标已经全部清理乾净，网已经收得差不多，剩下的尾巴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他需要回去看看那边的进展。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扇。伦敦的夜风带着泰晤士河的水汽涌进来，吹得桌角的纸页轻轻卷了一下。他在窗前站了几分钟，望着远处几扇亮着灯的窗口，在夜色中排成细碎的光点。
然後他转身，拿起外套，推门走进夜色。他还剩最後一个目标要处理，在巴黎，是一幅从圆明园流出的清代宫廷画，老徐昨天才确认了具体的存放位置一在一栋公寓楼的顶层阁楼里，没有加装安保。
他从街角的阴影中走出来，用空间锚点穿过伦敦与巴黎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距离，落在第八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那栋公寓楼的顶楼阁楼窗口朝北，窗帘没有拉严，透出一条窄窄的暗红色灯光。他确认了屋主已经入睡，不紧不慢地攀上外墙的排水管，翻进阁楼的窗□，把画取走，换入一件尺寸相近的仿品，然後沿原路离开。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十五分钟。
回到小屋时，天还没有亮。他脱下外套挂好，在桌边坐下，翻到笔记本的最後一页，在「巴黎宫廷画」後面画了一个圈。
他没有多做停留，起身走进空间，检查了一遍这些日子累积下来的收获。那些文物在草地上铺开了一大片，从青铜器到绢帛卷轴，从石刻到玉璧，每一件都安静地待在原地。
他在那幅宫廷画前蹲下，展开一角看了看落款处的印章和题跋，确认无误，又合上，起身走出空间。
第二天一早，他坐上飞往香江的航班，飞机进入平流层後，舷窗外的云层在下方铺成一片厚厚的白色平面，边缘处有淡金色的光芒从侧面渗进来。他闭上眼睛，把那些还没有画掉的条目和欧洲的夜色一起留在身後。
与此同时，欧洲的文物收藏圈正处在一种更加弥漫不散的紧张气氛中。
杜邦放下电话听筒时，指腹在话筒边缘停了一瞬。电话那头是忙音，嘟嘟嘟的，短促而空洞。
他又拨了一个号码，响了六声，那边接起来了，声音带着迟疑：「杜邦先生，我这边还在整理清单，暂时没什麽新消息，有进展我再联系您。」
话还没说完就挂了。杜邦握着听筒，在画廊的展厅里站了好一阵，周围那些展柜的玻璃在灯光下泛着平整的反光，光线沿着柜面均匀地铺开，落在地板上，照出他自己投下的那道斜长的影子。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扇，巴黎傍晚的风从街道方向涌进来，吹动他手边那叠报纸的边缘。那些关於连环失窃案的报导已经被翻过好几遍了，标题越来越耸动，但没有一篇提到嫌疑人、作案工具或可行的侦破方向。
他充满恐惧的心里，已经彻底被绝望填满。认命了。他丢的东西恐怕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不会再有新的损失。
苏黎世的韦伯在他那座私人博物馆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已经重新清点了三次展品清单，每一次都确认编号和照片一致，才在记录本上打勾。三次勾都打完了，他坐在办公桌後面，面前摊着那份寄存在律师那里的清单副本，又翻了一遍。纸张的边角因为反覆翻阅已经有些卷起来了。
他把清单放回文件袋，从桌边站起身，走出办公室，穿过走廊，在那件宋代瓷器的展柜前停了一下，确认玻璃柜门锁好、底座压力触点指示灯依然稳定，才转身走向下一件展品，目光没有从柜门锁的位置移开。
馆内的走廊在入夜後只剩下墙角那几盏应急灯的微光。他的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均匀的回响，像在给自己确认每一段路都还完整。
这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和焦虑，让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风度。就好像往昔志得意满的日子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每天都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麽让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
他真的快支撑不住了。
都灵的帕瓦罗蒂已经连续一周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他在凌晨两点和四点分别起来了一次，用手电筒检查院子里那道铁栅栏的锁扣和泛光灯的线路。
邻居後来跟别人提起，说帕瓦罗蒂那几天夜里总是在院子里渡步，穿过石阶和花圃的间隙，脚步很轻，像是在巡视一条随时可能出现裂缝的防线。帕瓦罗蒂自己并不在意邻居怎麽议论，他只是在泛光灯持续亮着的时候，才能勉强合眼躺下。
不知道从什麽时候开始，睡觉对他来说都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但新的进展其实并没有出现。那些被盗的文物的确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的市场上，也没有通过他们熟悉的那些中间人流出。
他们越是努力去查，就越像在一面平整的墙壁上反覆寻找一道不曾存在的裂缝。
唯一的结论是：那些东西确实消失了，像是从欧洲的收藏体系里被连根抽走了。警方那边偶尔有一些零碎的回应，但大多是官方的、克制的、无实质信息的话术。「正与国际同行合作调查」「正对案发现场进行进一步分析」——每一句都像是从同一套稿子里拆出来的不同段落。
慕尼黑的克劳斯·冯·贝格曼是一位六十七岁的退休工业家，长年沉浸在私人博物馆的寂静中，他家里有一间恒温恒湿的地下室，专门存放他四十年来从各地收集来的东亚瓷器、漆器和铜器。
第一次听说杜邦和韦伯他们的事时，他只是皱了皱眉，没有采取行动。第二批消息传来後，他关掉了地下室的恒温系统，把柜门全部锁好，又加了一道外门锁扣。
第三天晚上，他走进那间地下室，打开一个存放宋代瓷盘的柜子，确认它还在。接着打开第二个，确认它在。第三个，也在。他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没有再开其他的柜门，然後退了出去，把外门锁好，把钥匙放回抽屉。他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目光落在窗外的庭院里，那里什麽也没有，只有一盏园灯在风里微微晃动。
突然感觉这些爱於生命的东西，原来觉得特别有意义，充满乐趣的事情，索然无味了起来。他忍不住想，是不是该换一个兴趣爱好，换一种活法？
还有一位收藏家没有公开姓名，只在伦敦苏富比的一位中间人圈子里被提及过一次。
据说他手里有几件从敦煌流失的绢画，一直存放在瑞士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失窃潮发生後，他派人去确认了那几件绢画的状态，得到的回覆是「一切正常」。但他仍然没有把它们从保险柜里取出来，也没有把它们运到别处。他说不清为什麽，也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过，只是告诉中间人：「暂时保持原状。」
与此同时，新的失窃消息依然在零星地传来阿姆斯特丹一位收藏家报失了一件商代玉器，慕尼黑附近一栋私人别墅里的一幅明代画卷也在同一周内被发现替换为仿品，佛罗伦斯郊外一座庄园的东方漆器展柜也在某天早上出现了类似的痕迹。这些失窃案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时间也不规律，仿佛那个幽灵随意挑选着目标，完全没有固定的节奏。
欧洲的文物保险业也受到了影响。几家主要保险公司陆续提高了东方文物的保费，有些甚至暂停了对特定类别藏品的新保单审批。
伦敦劳合社的一位评估师向客户建议，在保险条款中增加「不明原因失窃」的附加条款，并补充了一句「最好保持展品的定期拍照记录」。他没有说明这些建议跟最近的失窃潮有什麽关系，客户也没有追问。双方只是对视了一下目光，然後各自移开视线。
媒体方面，BBC在晚间新闻里用了一段不到一分半钟的报导，画面是苏黎世私人博物馆紧闭的门和杜邦画廊外挂起的「暂停开放」告示牌。
旁白说：「近期多起东方文物失窃案，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无嫌疑人信息。」然後画面切到了其他的新闻。但收藏圈里私下流传的消息远不止这些一有人在闲聊中提到，有几家博物馆已经悄悄调高了夜间巡逻的频率，另一些人则开始私下联络，试图建立一个不依赖警方的信息交换网络。
电话线在深夜保持着忙碌的状态，每一条线都承载着相似的疑问和猜测，却没有一条能抵达真相的入口。
在伦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东方文物研究者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了一句话：「这些失窃案有一个共同点被盗的文物都来自华夏，而且都是具有明确历史价值的精品。这说明作案者不仅懂行，而且目标明确。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有一种感觉，这些文物最终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市场上。」
采访刊登後，没有任何线索被公布。但这段话在收藏圈里被反覆转述，像一句没人能解开的暗号，越来越多的人在私下讨论中提起它，却没有人能把它变成一把有用的钥匙。
欧洲大陆的那些藏家们逐渐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继续试图通过加固安保、更换密码来求得短暂的安心；另一种则放弃了抵抗，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藏品可能已经离开的事实，继续坐在紧锁的展柜前等待下一通电话或下一则报纸新闻。两种状态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有些人会在凌晨时分在两极之间反覆切换，直到天亮。
而在香江，已经回来了好几天的段成良还没有彻底收网。他坐在回到香江後的书桌前，在台灯下翻看着笔记本上那些已经被划掉的条目，自光跳过每一件文物的去向。空间里的文物还在增加，但那些在欧洲引发的余震已经扩散到更远的角落，正在以他无法预见的形式蔓延、变形，然後等它们足够成熟之後，将以某种不可预测的方式重新回到他的视野里。
消息也传到了日本。陈文华在名古屋的别墅里翻看着一份从欧洲寄来的剪报，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几篇关於连环失窃案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