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习惯，会在每天早餐前检查一遍锦盒里的执壶。可是今天打开盒盖时，眼睛还没看，指尖传来的触感已经发现了异常，很敏锐的感觉到似乎比平时粗糙了一些。他猛地瞪大了眼睛，赶紧拿起那件执壶凑近窗口端详，这壶似乎跟原来的很像，但是，他知道不是。
杜邦放下手里被调包的执壶，愣坐了很久，然後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声音压得很低：「我这边也出事了。东西被人换了。」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一句：「不只是你。苏黎世那位今早也打了电话。」
苏黎世的收藏家在打开书架顶层那个锦盒时，发现黄绸还在，里面的写经卷轴却变成了一卷空白旧绢。他把那卷绢帛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确认没有一处墨迹，然後把它扔在桌上，坐在椅子里很久没有动。
他打电话给唯一知道那卷写经来源的朋友，那边还没听完就打断了他：「也丢了。我那边的漆器。五件，全换了。」两个人的电话线沉默了很久，然後先後挂断。
从下午到傍晚，消息通过电话和加密线路在欧洲的文物收藏圈里迅速蔓延开来。义大利都灵、荷兰阿姆斯特丹、德国法兰克福、瑞士日内瓦、法国南部一七个城市，七个收藏家，几乎在同一天内发现自己珍藏的东方文物被替换成了赝品。
每一处现场都没有任何破坏痕迹，门窗完好，锁芯没有异常，报警记录一片空白，监控画面里没有出现任何可疑人物。
第二天，《巴黎日报》在文化版刊登了一条短讯：「数名私人收藏家报称东方文物失窃，手法与大英博物馆案高度相似。」这条消息被《法兰克福汇报》和《瑞士时报》转载，当天中午BBC在午间新闻里把这件事提了一嘴：「欧洲多地文物收藏家报告称发现藏品被替换，总数不明，警方暂未确认是否为同一团伙所为。」
到了晚上，路透社发了一条通稿：「欧洲至少七国出现文物失窃案，被盗物品均来自中国，手法与大英博物馆案件类似。所有案发现场均未发现入侵痕迹，专家表示前所未见」。」
电话在欧洲的收藏圈里来回响了一整夜，那些还没有被光顾的藏家开始互相串通，开始把库房门多锁了几道，开始把监控系统调成二十四小时开启—但没有任何人能说清楚，那个幽灵是什麽时候进来的，又是怎麽消失的。
段成良没有看新闻。他只是在小屋里翻开笔记本，把那七个名字一个一个地划掉，然後翻到新的一页。那一页上，老徐已经列好了下一批名字，其中有一部分他白天刚确认过，有一部分还需要实地核查。
他把笔记本合上，关掉台灯，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然後闭上眼睛。窗外夜风沿着街巷穿行而过，带着远处泰晤士河的水汽和地铁轨道隐约的震颤声。
不过，遭受损失的欧洲藏家们的反应比段成良预想的更快，也更剧烈。
巴黎的杜邦在发现执壶被换後的第三天，做了一个他从未做过的事一他给所有能联系的同行都打了一通电话，邀请他们来自己画廊见面，说是「紧急商讨」。
他其实没抱太大希望，以为最多来三四个人，毕竟这些藏家平日里都是独来独往的，谁也不信谁。但当天下午，画廊里坐了九个人，都是欧洲各地收藏东方文物的私人藏家，其中有三个已经丢了东西，另外六个还没有。他们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就陆续到了，在展厅里沉默地踱步，自光不由自主地扫向那些展柜和角落，好像在寻找什麽看不见的缝隙。
杜邦关上了画廊的门，把那件被替换的民窑执壶放在桌上，灯光打到它身上时，壶面反射出的光泽比真品黯淡了许多。
他看着那九张脸，心里清楚自己召集的这些人，本身就有不少来历不大干净的藏品，有的来自战争期间军官的私藏，有的来自旧贵族家族的遗产拍卖，还有的是从东南亚地区通过灰色渠道流入的。他们互相之间很少打听对方的底细，但此刻，那些底细变得不那麽重要了。
「这是我那件北宋青瓷执壶的替代品。有人夜里进了我的公寓，把它换掉了。没有撬锁，没有痕迹，没有监控。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麽时候进来的。」杜邦的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种掩不住的疲惫。
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瑞士藏家接话了。他叫韦伯，六十三岁，在苏黎世经营一家私人博物馆，主要展出东亚艺术品。
他说话时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像是在确认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准确无误：「苏黎世的写经也是同样的情况。卷轴被换成了空白绢帛，我的书房窗锁完好，书架没有任何移动痕迹。
我怀疑是有人配了钥匙。但就算配了钥匙，他也是趁我睡熟之後进来的，而我睡得很浅。」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其他人都听出了他没说完的那半句话—他曾经在军队服役过，睡眠警觉度非常高，能在那种状态下被人无声潜入，足以说明对方的水平远在普通盗贼之上。
都灵的商人坐在角落，抱着手臂，一直没有说话。他叫帕瓦罗蒂，四十七岁，做的是高端家具生意，暗中收藏了不少亚洲漆器和木雕。等杜邦说完，他才开口：「漆器在地下室里，密码锁只有我知道。我的密码是十四位，没有写在任何地方。」他顿了顿，「那个人动作和我一样快，甚至更快。」
画廊里沉默了一阵。另一个藏家，一个来自慕尼黑的退休医生，清了一下嗓子，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你们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大英博物馆那件事之後，七天之内，七个藏家丢了东西。这绝不是巧合。」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权衡措辞，「我认识几个同行，他们已经把东西转移到了乡下的房子，或者保险库里。但问题是，如果那个人能摸到你们的地下室和书房，转移又能管用多久？」
「就算是同一个人干的，你们能怎麽办？」角落里有人用沙哑的声音反问。说话的是个头发花白的比利时人，穿着旧皮夹克，手指上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
他的语气平淡，声音却带着隐隐的失望，「监控拍不到，指纹没有，报警也没用。比利时那几起案子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我去警局问过两次，他们只会说还在调查。你们这边呢？有人从警察那里得到过有用的信息吗？」
没人回答。有人端起咖啡，却没有喝，又放下了。壁炉里的火在烧，炉火的光在那些面孔上晃动。
杜邦放下执壶，走到窗边，指尖在窗框上缓缓划过，然後转向众人：「我们不能等着他一个个找上门来。得交换信息，得抱团。一个人看不住的东西，十个人一起看。」韦伯低声接了一句，「他们一夜能走七个地方，你觉得十个人够吗？」
又一个人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他选的都是有东方文物的。说明他认得东西，也认得人。不是普通盗贼。」这句话让画廊里的空气又冷了几度。那不是一个陌生的猜测，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早就有了同样的念头，只是没人愿意第一个说出来。
不只是巴黎。类似的声音也在欧洲其他角落响起。瑞士日内瓦的藏家老葛朗台—圈内人称他为「老葛」—在他那间堆满古籍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步伐比他平时急促得多。
他的藏品陈列在玻璃柜里，旁边是他当年从一位法国外交官手中收来的三件明代青花瓷，据说是那位外交官在北平任职期间购得的。他没丢东西，但焦虑感比丢了还重。他的妻子已经在客厅催他下楼三回了，他还在书架前反覆抚着那些锦盒的边缘，确认每一件都还在原位。
最後他拨通了慕尼黑那位老朋友家的电话，接通後没有寒暄，直接问：「你那几件东西还在吗？」对方停顿了一瞬，声音也发紧了：「还在。但我前天换了一整套安保，三道锁，门口加装了感应灯。」
老葛朗台握紧电话听筒，自光在书房的窗户和门之间来回扫：「你觉得那个偷东西的人，会绕过三道锁吗？」慕尼黑那边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但我不打算等了。我有个熟人在瑞士的保险库有位置，我打算下周把东西全搬过去。租金贵，但总比丢了强。」
老葛朗台在窗边站了一阵，拨通了保险库那个熟人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费了不少口舌才敲定了临时寄存的位置，放下话筒时，他的指节已然发白。他绕过书桌，拿起一件青花瓷瓶，用绒布仔细包好，又拿起一件，再一件。卧室衣柜里摞满了包好的锦盒，像一座随时准备逃难的行李堆。
在欧洲的安保公司里，情况也在急剧变化。伦敦一家老牌安保公司接到大量询单，接线员五天之内接了平时一个月的电话量，都是询问红外报警器的安装价格和防撬保险柜的规格。有人要求加装压力感应，有人要求在橱柜背面加一道独立锁，还有人询问地下室的通风管道是否需要封死。接线员把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交到技术部时，技术主管看了一眼清单，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他们都在怕。」
那些藏家像是被同一种恐惧驱使着，不约而同地把藏品转移到了更隐蔽、更保险的地方。
有人把东西搬进银行金库，有人在乡下别墅的卧室墙後加了一道暗门，还有人专门雇了私人安保团队轮班看守。巴黎的杜邦虽然没有东西再丢了，但他仍然去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把那件被执壶的替代品锁进去，又给画廊安装了第二套警报器。
老徐的电话在两天後打了过来。他在电话里把欧洲各地的情况逐一汇报了一遍，语速比平时快了不少：「段先生，几个主要城市都有动静。杜邦召集了一次藏家会面，至少九个人参加，讨论怎麽防范下一次失窃。
瑞士日内瓦的老葛朗台在联系保险库，看样子打算把东西转移过去。义大利都灵那个商人也在把藏品分散到不同的地点存放。还有就是，欧洲几家安保公司最近接了大量订单，短期之内怕是忙不过来。」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克制的笑意：「现在藏家圈子里都在传，说有个幽灵在专门收东方文物。没有人敢公开谈论这件事，但每一个私下电话都在提。有人怀疑是团伙作案，有人怀疑是内部人员泄密，还有人觉得是某个机构在暗中收网。众说纷纭，但没有一个接近真相。」
段成良听完，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他们怀疑是机构？」他问。
「是的，有人提到国际刑警，有人甚至提到华夏政府，还有人说可能是某个私人基金会。」老徐的声音里笑意更明显了，「他们愿意往任何方向猜，就是不会相信这是一个人做的。也难怪，一个人在一夜之间走遍七个国家，换掉七件文物而不留痕迹，这种说法他们更不愿意相信。」
段成良没有接话，只是问：「名单上那些藏家的最新位置，你都确认过了？」
「确认过了。有几个已经搬了家，但新地址查到了。还有两个正在联系保险库，还没确定最终存放位置。我会继续跟进，有进展及时汇报。」
段成良说好，然後挂了电话，站在窗边望着伦敦灰蒙蒙的天。
他没有去看那些新闻，也不关心别人怎麽称呼他这个幽灵。他翻开笔记本，把老徐刚才提到的几个名字和地址补充进去，然後在其中三个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圈，标注了「待优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