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凯莉娅女院举办了一场校友会，主题叫“世纪之年：从桦木庄园到世界”。
校方把这场校友会办成了一次跨时代的聚会。
学校档案馆从一九〇〇年以后的毕业名录里整理出了一份名单，逐一发信邀请，最后来了四百多人。
二〇〇〇年校友会那天，主楼前面草坪上停满了车。
从伦敦开来的黑色出租车排成一溜，中间夹着几辆深色轿车。
有辆车的引擎盖上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旗杆座，那是政府公务车的标配。
校门口的接待处摆了长桌，两位年轻教师负责签到，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印着“校友登记名录”几个烫金字。
最先到的一批校友里，有一位穿着深灰色套装的中年女人，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签到的时候旁边有人认出了她，低声说了句“那是克莱尔·威利斯”。
她签完字抬头笑了一下，说“今天不提职务，今天我就是一九七八届的克莱尔·威利斯”，然后径直往实验楼方向走了，说要看一眼新翻修的化学实验室。
旁边有年轻校友小声问同伴她具体是做什么的，同伴摇头说不太清楚，只知道在政府里做事，具体部门不方便透露。
紧接着来的是个高个子女人，一头银灰短发，脖子上围了条深红色的长围巾，签到的时候笔走龙蛇，签完把笔往桌上一搁，旁边的接待老师认出了那个签名，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旁边一个年轻的校友凑过来看了一眼签名栏，倒吸一口气。
“玛丽安·霍顿？！那个演《女王与首相》的玛丽安·霍顿？全球都具有知名度的影后？”
玛丽安·霍顿转过身来，朝那个年轻校友笑了笑：“那部戏是我二十年前拍的，现在年轻人还看？”
年轻校友连忙点头：“戏剧学院拿那部戏当教材放。”
玛丽安笑了一声，说：“那我今天得去礼堂坐坐，听说你们把当年的旧舞台翻修了？”
这时又来一位，穿着一件极朴素的深蓝色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圆框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一只旧皮包。
旁边一位年纪大的校友一眼认出了她，站起来迎上去：“艾莉森·蔡斯？我以为你在美国回不来。”
“回得来。上周在波士顿开完会直接飞回来的，时差还没倒过来。”
艾莉森·蔡斯是分子生物学家，剑桥毕业之后去了美国，在冷泉港实验室做了十几年研究员，前两年刚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她是凯莉娅女院第一个当选皇家学会院士的校友。
她跟接待老师要了一杯浓茶，说“飞机上没睡好，今天全靠茶撑着”，然后往自然科学分会场走，边走边跟旁边的校友聊：“我去年在冷泉港做的一场报告，用的还是布莱克伍德那套实验记录格式，凯莉娅女院确实教会了我很多。”
会场讨论结束之后，校友们三三两两散到校园各处参观。
主楼二楼的走廊里设了一面“校友墙”，校方从历届毕业生里挑了一百多人做了简短的生平介绍，配照片，按年代排列。
从第一届毕业生开始，每十年一个区块。
每个区块都有不少照片和对应的介绍。
比如第一届的区块里贴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旁边附了一段文字：“凯莉娅女院第一届毕业生十二人。其中六人考入伦敦大学学院继续深造，其余分散于各地从事教育、文书、护理、会计等职业。”
文字下方单独列了四个名字，配着极小的照片——莉齐·凯利、爱伦·弗拉纳根、布里奇特·墨菲、玛莎·雅森，每张照片下面注着简短的说明。
还有教师区块里贴了一位穿深色长裙的中年女人照片，介绍写着“玛格丽特·布莱克伍德（1852—1938），凯莉娅女院首任自然科学系主任，化学与物理教师，执教四十三年”。
照片旁边是她的女儿——“艾琳·布莱克伍德（1890—1972），凯莉娅女院第二任校长（1930—1955），化学家，公共卫生学者，任内确立自然科学课程全英女子学校标杆地位”。
一九四〇年代的学生区块里贴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个穿军装的女人，站在一辆救护车旁边，介绍写着：“凯瑟琳·哈特利（1918—1999），二战期间在法国和比利时前线担任战地护士，战后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做了三十年护士长，1958年推动建立英国第一个战地护士培训项目。”
照片旁边贴了一张她晚年回凯莉娅女院参观时的合影，坐在轮椅上，身边围着一群穿校服的女孩。
一九六〇年代的区块里贴了一张彩色照片，照片里是个站在讲台前的女人，身后是联合国大会的讲台背景，介绍写着：“伊莎贝尔·特纳（1942—），国际法学者，曾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1995—），是英国第一位在国际法院任职的女性法官。”
一九七八届的区块里贴了一张克莱尔·威利斯的生活照，只有一行介绍：现任政府高级官员。
一九八〇年代的区块里贴了一张戏剧海报的缩印版，海报上是玛丽安·霍顿在《女王与首相》里扮演维多利亚女王的剧照，介绍写着：“玛丽安·霍顿（1962—），演员，戏剧导演，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理事，三次获得劳伦斯·奥利弗奖，两获奥斯卡影后，一获威尼斯影后。”
一九九〇年代的区块里贴着一张实验室照片，照片里艾莉森·蔡斯穿着白大褂站在一台电子显微镜前面，介绍写着：“艾莉森·蔡斯（1970—），分子生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冷泉港实验室资深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基因表达调控。”
校友墙前面围了一圈人，年轻校友们凑在一块一块展板前拍照，有几个穿校服的在校生也挤进来，踮着脚看那些照片。
下午的茶歇时间，几位校友被校方请到了主楼的小会客厅。
说是小会客厅，其实也不小——桦木庄园主宅最大的一间会客室，摆了五六张沙发，茶几上放着茶壶和点心盘。
校方原本只想请她们随便坐坐聊聊，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其他校友自发围过来了，门口站了一层，走廊里又站了一层。
会客厅门口的走廊里，有个穿校服的在校生一直举着手机拍视频。
她旁边站着个中年校友，问她拍什么，她说“拍下来发到学校网站上，给没能来的同学看看”。
中年校友笑了一下，说“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想留纪念只能拿笔记”。
在校生拍完一段，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忽然问了一句：“阿姨，你是哪一届的？”
“一九八五届的。”
“那你也是校友墙上的人吗？”
“墙上没我。”中年校友笑了笑，“墙上是挑过的，挑那些做出大成就的。我就是个中学老师。”
“中学老师也是大成就啊。”在校生认真地说，“我们校训上写的‘循此苦旅，以达天际’，也没说非得当上高官或者院士才算‘达天际’。”
中年校友愣了一下，然后拍了拍她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对。”
傍晚拍大合影之前，校方临时加了一个环节——请在场的几位特别校友站到前排中间去。
几人摆手说不用不用，站后面就行了。
最后还是现任校长跑过去把几人中的克莱尔·威利斯请了过来，说“您不站前排，这张照片就缺了主心骨”。
克莱尔拗不过，只好站到前排中间。
她一来，别人自然都愿意站中间了。
摄影师在镜头后面喊了一声“都看镜头”，然后按下快门。
照片洗出来之后，校方把它挂在主楼走廊的校友墙，配了一行标题：二〇〇〇年校友会合影。
照片下方用小字列了一串名字，第一个是一九二〇届的九十岁老太太，最后一个是一九九九年刚毕业的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中间夹着院士、高官、演员、法官、教授、校长、教师、护士、会计、社工、作家、艺术家，密密麻麻排了四百多行。
校史馆的档案员后来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把这张合影跟第一届毕业典礼那张老照片放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