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这口锅，水深，但规矩。
苏春棠起先是最底下那一层：临时工，打字，整理档案，跑腿送文件。办公室里七八个人，她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地是她扫，开水是她灌。没人吩咐她，她自己干。主任说：“小苏，这些活路不归你。”她说：“顺手。”
顺手两个字，是她的护身符。在夜来香，顺手给人点烟倒酒，顺手记住哪个老板喝啥子牌子的酒、怕不怕老婆；在山西，顺手给矿上的婆娘们缝衣裳，顺手就晓得了哪个矿下月要招人下井。她这辈子，靠“顺手”两个字活下来的。
可机关的顺手，不一样。机关的顺手，顺来顺去，会顺成“应该的”。她干了三个月就看明白了：在这里，勤快不值钱，值钱的是你背后站着哪个。
她背后站着师文鸣。这句话没人明说，但全机关都“晓得”。于是出现了怪事：档案室的老油条们，开始喊她“苏老师”；食堂打饭，大师傅的勺子往她碗里多颠半勺；她打错的字，没人敢退回来，人家自己改了。
她一言不发，看在眼里。
这就是权力？她还没摸到权力的边，只是站在一个有权人的影子边上，就已经是这个待遇了。
那天夜里她记账，不是钱的账，是那本看不见的账：“借来的光，也是光。但借来的光，照不亮自己。”
转正的机会，来得比她想得快。
一九九四年春，厅里一个事业编制的名额空出来。按规矩，这种名额轮不到一个进机关不到一年的临时工。但名单报上去，圈阅到师文鸣那里，他在“苏春棠”三个字后头，画了一个圈。
事后有人传闲话，传到她耳朵里。她面不改色。
师文鸣找她谈了一次话，还是在楼梯间，还是隔着三级台阶。
“转正了。”他说，“好好干。”
“谢谢师老师。”
“莫谢我。”他看着她，“你的考核全是优，打字速度全厅进步最快，档案整理重新立了规矩，连档案局的人都来取经。这个圈，我画得落手，画得有理。”顿了顿，他又说，“苏春棠，我帮你，只帮这种‘画得落手’的忙。你记到。”
她抬起头看他。楼梯间的灯不亮，他的眼睛亮。
“我记到了。”她说。
“还有，”他转过身，手搭在楼梯扶手上，像随口一说，“机关里有人说你的闲话。说你来历不明，说你一个农村户口的女人，凭啥子——”
“师老师。”她打断他，声音不高，“闲话这个东西，我在别处听过的，比这个难听一百倍。没得事。”
师文鸣回过头，看了她很久。
“苏春棠，”他最后说，“你到底是从啥子地方走出来的？”
“山里头。”她说，“很深很深的那种山。”
他没再问。她也没再说。两个人都晓得，这段对话到此为止，是最好的。
转正文件下来那天，她拿着那张盖了红章的纸，站在办公室窗前。窗外是成都的春天，梧桐树发芽了。她把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
她把它折起来，夹进了《写作教程》的课本里，跟儿子画的奥特曼夹在一起。
不压箱底。箱底那个账本，是她不敢见人的命；这张纸，是她敢见人的脸。脸这个东西，要天天用，用旧了，就长在自己脸上了。
甜头是慢慢咂出来的。
先是户口。农村户口迁进成都，儿子赵思远落了城镇户，上学不用再交借读费。办事那天，派出所的民警看了看她的工作证，啪，盖章，前后五分钟。她捏着新户口簿走出派出所，站在太阳底下，想起十几年前，她为了一张去省城的介绍信，要托尹三三，欠人情，还要被盘问半天。
一个章，五分钟。
然后是房子。厅里分房，论资排辈轮不到她，但有一间腾出来的单身宿舍，主任“顺手”给了她：苏老师一个人带娃儿，困难嘛。房子不大，比她自己买的那套差远了，她没去住，转手把钥匙借给了办公室一个刚结婚没房的小年轻。小年轻感激得不行，逢人就说苏老师仗义。
她不亏。房子让出去，人情收回来。这笔账，她算得清。
最让她心惊的，是另一件事。
有一回，楼下有个企业的人来找关系，想批个啥子手续，托人托到了她头上。她一个管档案的，能批啥子？可人家不管，人家只晓得“苏老师是师厅长的人”，塞给她一个信封，厚得吓人。她把信封推回去，推了三次，人家硬塞。最后她站起来，把信封搁在窗台上，说：“你再不收回去，我交到纪委去。”
那人讪讪地走了。
晚上她失眠了。不是吓的，是想的。
她躺在黑暗里，一遍一遍地想白天那个信封。那么厚，得有好几千。她要收，就收得神不知鬼不觉，档案室的门一关，天知地知。她忽然坐起来，出了一身冷汗。
不是怕事。是怕她自己——她想收。
她，苏春棠，那个在雷家坝把每个工分都记在本子上的苏春棠，那个骂雷老虎“黑心烂肺”的苏春棠，刚才，坐在办公桌前，对着一个信封，心动了。
原来权力这个东西，不是给你甜头的。是给你看甜头的。看久了，你就要伸手。
她下床，拉开灯，把箱底的账本翻出来，在新的一页上写：
“今天，一个信封。没收。记一笔：欠自己一次。”
写完，笔顿了顿，又添一句：
“不晓得下次，还记不记得起记账。”
四月里，王桂兰来了一趟成都。
娘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她给苏春棠背了一背篼土货：腊肉，豆瓣，干豇豆。娘儿两个坐在屋里说话，赵思远趴在婆婆膝盖上耍。
说到村里的新闻，王桂兰掰着指头：哪个屋头接媳妇了，哪个老辈子走了，苏小生的娃儿上小学了——说到半截，她忽然想起啥子，压低声音：
“对了，春棠，雷家坝那边，出了个怪事。”
苏春棠正在择豇豆，手没停：“啥子事？”
“雷家坝有个光棍，耳朵缺了半只，杀过年猪打短工的，你也认不到。前阵子喝了猫尿，跑到雷老太婆屋门口闹，说他堂哥死得蹊跷，说他‘晓得内情’，要雷家拿二百块钱封口。”王桂兰撇撇嘴，“雷老太婆拿起扫帚把他打出来了，打得满坝子跑。老太婆骂：‘我儿是酒喝多了摔死的，你胡扯啥子！你再胡扯，我报公社——哦，报镇上！’”
“后来呢？”苏春棠问。声音很平。择豇豆的手，很稳。
“后来？后来那光棍天天在雷家坝晃，眼睛贼溜溜的。村里人都当他癫的。”王桂兰说着，自己先叹了口气，“造孽哦。不过春棠，你说怪不怪，他胡扯这个做啥子嘛，人明明就是摔死的……”
“娘。”苏春棠把择好的豇豆放进筲箕，站起来，“人摔死好多年了，还提这些做啥子。思远，跟婆婆说，莫讲这些，吓着娃儿。”
赵思远根本没听，还在耍奥特曼。王桂兰“哦哦”两声，把话岔开了。
当天夜里，苏春棠又失眠了。
她躺在床上，一遍一遍地过那几句话：缺半只耳朵。杀猪的光棍。晓得内情。二百块钱。
她不认识这个人。雷家坝的独耳光棍？她搜肠刮肚，终于想起来了。确有这个人，她与雷老虎结婚那天看见过。雷老虎死了十多年了，这么多年，没有第二个人提过“蹊跷”两个字，连雷母都认定是酒后失足——这，正是那颗粗陶扣的功劳。
那颗她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换的扣子。
她一直以为，那个暗处的人，是个“善后的恩人”，或者是个“握刀的债主”，总有一天会来。她等了很多年，等到她几乎要相信那个人永远不存在了——也许那个人意外死了。
现在，一个缺耳朵的光棍，喝了酒，去雷家讨二百块钱。
二百块。
她的指甲掐进手心里。她忽然想笑：她的命，李家沟那条深沟，她这么多年的东躲西藏——在人家嘴里，就值二百块。
不对。她又在黑暗里冷静下来。不对。讨钱这个光棍，多半只是喝了酒胡吹，真想敲诈她，早找上门了。而且——如果他真是当年那个人，他晓得的可就不止“蹊跷”两个字了，他该直接来找她。
他没来。说明他要么不是，要么还在等。
等她再爬得高一点，再值钱一点。
苏春棠睁着眼睛到天亮。天亮的时候，她心里的那本账，又翻了一页：
“那个人，可能出现了。也可能没有。记到起：从今天起，走路回头三次。”
也是这一年，龙青九在成都站稳了脚。
青龙建材公司挂上了总公司的牌子，门面从一间变成五间，又变成一栋小楼。他做了一件让同行看不懂的事：别人都在倒钢材水泥，他拿出一半本钱，去城南圈了一块地，荒得长草的地。
合伙的龙青林急得跳：“哥，地皮不能吃不能喝，圈起做啥子？”
龙青九蹲在地边上，点了根烟，拇指食指一磕，弹掉烟灰。
“修房子。”他说，“青林，你信不信，往后十年，成都最值钱的不是钢材，是地。人要住房子，单位要修办公楼，娃儿长大了要接婆娘——全都要地。”
他把烟头摁灭在鞋底，站起来，看着这片长满草的地。
草很深，风一吹，一浪一浪的，像好多年前，雷家坝后山上的竹林。
他忽然想：等这栋楼盘起来，赚了钱，他要再去一趟山西。再去数一遍那些黑窟窿。
他不晓得，他要找的人，此刻离他不到十公里。她刚刚在一页账上写下“走路回头三次”，正牵着儿子，走进机关大院的铁门。
城里起了风。
两个人都在往高处爬。爬得越高，影子越长。长到最后，总会搭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