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装到第三天，霍雨桐一大早到仓库，发现昨天刚装好的两条生产线被人动了手脚。传送带上的螺栓全松了，电机接线盒被撬开，里面的线剪得乱七八糟，地上散着碎铜丝。
霍雨桐蹲下去看了一眼，站起来直接给顾长根打了电话：“仓库被人搞了，生产线废了。你过来。”
顾长根到的时候，高晋已经带着人把仓库围了。高晋蹲在地上翻了翻那些碎铜丝，站起来拍了拍手，脸色不太好看。
“不是外面的人。门锁没撬，墙没翻，是里面的人干的。”
霍雨桐把签到本扔在桌上：“昨天最早到的是这个姓李的，看仓库的。他到了半个多小时，另外两个人才来。”
高晋没说话，让人把姓李的叫过来。这人四十来岁，瘦得跟竹竿似的，进了办公室眼睛一直往地上瞟。高晋坐在桌子后面，手里玩着一把折叠刀，刀片弹出来又收回去，弹出来又收回去，办公室里只有刀刃咔哒咔哒的响声。
“昨天早上你第一个到。你到的时候，生产线是好的。另外两个人到的时候，生产线坏了。中间就你一个人。”
姓李的咽了口唾沫：“高先生，我、我真不知道……”
高晋把折叠刀往桌上一拍，站起来走到姓李的面前。他比姓李的高出一个头，低头看着他的时候，姓李的整个人缩了一圈。
“你一个月工资八百港币。昨天下午你往银行存了五千。钱哪来的？”
姓李的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出话。高晋一把掐住他的后脖子，把人按在了桌子上，脸贴着桌面，胳膊被拧到背后。姓李的疼得叫了一声。
“我再问一遍。钱哪来的？”
“有人给的！有人给的钱！”姓李的脸被压在桌上，声音都变了调，“前天晚上有个人堵在仓库外面，给了我五千块，让我把生产线弄坏。他说只是给老板添点麻烦，没让我伤人。我一时糊涂，高先生，我一时糊涂……”
高晋没松手，声音冷得跟冰碴子似的：“那个人长什么样？”
“三十来岁，说普通话，听着像北边来的。他说他姓什么我没记住，就记得他左手少了一根手指头。”
高晋松开他，姓李的从桌上滑下来，瘫在地上喘气。高晋坐回椅子上，把折叠刀收起来：“你给他办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五千块就把你买了，你这条命值多少钱？”
姓李的趴在地上磕头：“高先生，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您饶我这一回……”
高晋没理他，转头看着顾长根。顾长根站在窗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转过身来，看了姓李的一眼，跟高晋说了句：“按规矩办。”
高晋点了点头，让人把姓李的带出去。姓李的一听“按规矩办”，整个人瘫了，抱着桌子腿不肯松手，被两个保镖硬拽了出去。
霍雨桐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等姓李的被拖走了，她才开口：“按规矩办，是什么意思？”
顾长根看着她，平静地开了口：“意思就是这个人不会再来上班了。以后也不会在任何地方上班了。”
霍雨桐愣了一下，明白了。她没有再问，转身出了办公室。
高晋让人把姓李的带到了仓库后面的空地上。那地方平时没人去，周围堆着废铁桶和旧集装箱。姓李的被按在地上，高晋蹲在他面前，手里还是那把折叠刀。
“你给苏联人办事的时候，想没想过后果？”
姓李的哭得满脸鼻涕：“高先生，我真不知道是苏联人，那人就说给老板添麻烦，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就敢拿钱？你这脑子留着也没用。”
高晋站起来，冲旁边的人摆了摆手。两个保镖把姓李的架起来，拖到集装箱后面去了。过了半分钟，一声闷响。又过了半分钟，两个保镖从集装箱后面走出来，冲高晋点了点头。
高晋把手里的折叠刀收起来，转身回了仓库。
三天后，高晋查到了那个断指的人。姓周，以前在港英政治部干过，后来被开除了，一直在香港和澳门之间跑单帮，替人办脏事。高晋让人把他堵在旺角的一间麻将馆里，带到了荃湾码头的一间空仓库。
姓周的比姓李的硬气，被按在地上的时候还在叫嚣：“你们知道我是谁的人吗？我上面有人！”
高晋蹲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是姓周的跟苏联领事馆一个二秘在餐厅吃饭的合影。
“你上面的人，是这个人吧？苏联领事馆的二秘，叫安德烈。你替苏联人办事，搞我们的生产线。这事你认不认？”
姓周的看了一眼照片，脸色变了，嘴上还硬：“你们敢动我？我上面的人不会放过你们的。”
高晋没跟他废话，站起来一脚踹在他胸口上。姓周的往后倒下去，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闷哼了一声。高晋踩着他的手，蹲下来：“我再问一遍。安德烈让你搞几条生产线？”
姓周的疼得直抽气：“两条……就两条。他说给奶粉厂添点乱，别让厂子按时开工就行。”
“除了你，还有谁？”
“没有了。就我一个。”
高晋松开脚，冲旁边的人点了点头。姓周的以为没事了，刚要爬起来，一个保镖从后面用铁棍砸在他膝盖上。姓周的惨叫一声，抱着腿在地上打滚。
高晋低头看着他：“你这条腿废了。回去告诉安德烈，香港的生意不是他能碰的。他要是再伸手，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姓周的被人扔在了苏联领事馆门口。安德烈第二天就调回了莫斯科，苏联驻香港领事馆的商务代表处也缩减了一半人手。
霍雨桐的奶粉厂重新开工那天，顾长根去仓库看了一眼。霍雨桐正指挥工人装传送带，看见他来了，招了招手。
“姓李的那事，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
霍雨桐没再问，转头冲工人喊了一嗓子：“再紧两圈！螺栓拧到位！”
顾长根站在仓库门口，看着霍雨桐蹲在地上跟工人一起拧螺栓，裤子上蹭了一片机油，头发散了几缕在脸上，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跟他刚认识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他笑了一声，霍雨桐抬头瞪了他一眼：“笑什么？”
“没什么。厂长辛苦了。”
苏联人被赶出香港之后，安静了不到两个月，又出了新动静。
这回他们换了个路子，不搞奶粉厂了，盯上了顾长根的女人。
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李敏。她在安保公司例行查看港区监控的时候，注意到一辆黑色福特轿车连续三天出现在太平山顶的种植道附近。车里坐着两个人，每次都在顾长根的车队出门之后跟着开一段，然后在岔路口拐走。车牌是假的，查不到登记信息。
李敏把情况报给顾长根，顾长根把高晋叫了过来。
“苏联人盯上你们了。这次不是搞厂子，是冲人来的。”高晋把监控照片摊在桌上，“这两个人，一个叫伊戈尔，苏联驻港领事馆的司机；另一个叫廖沙，码头装卸工，其实是苏联情报机构的外围。他们连续跟了三天，每次跟到岔路口就撤，明显是在摸规律。”
顾长根翻了翻照片，平静地开了口：“摸规律是想找机会动手。现在能确认的只有两个人，后面可能还有更多人。李敏，你从现在开始接管所有家人的安保调度。每个媳妇出门至少配三辆车，前后各一辆保镖车，中间坐人。孩子们上学放学全部走固定路线，每天换一条，不能有规律。”
李敏点了点头：“已经在调整了。另外我建议把太平山顶的进出通道全部装摄像头，每辆车进出都拍下来存档。”
高晋补了一句：“光防不行。得让他们知道我们防了。让陈探长那边放出消息，就说港英政治部最近在查一伙试图在香港搞事的苏联人。消息传出去，苏联人自己就会缩回去。”
顾长根摇了摇头：“光缩回去不够。得让他们知道，碰我的人，代价他们付不起。”
他让高晋把封于修从训练营调了过来。封于修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长条形的帆布包，往桌上一放，拉开拉链，里面是两把冲锋枪和几盒子弹。
“苏联人盯我的人。你去查清楚，盯的人住哪里，平时走什么路线，背后还有多少人。查清楚了，不用问我，直接办。”
封于修在港岛转了三天，查到了。伊戈尔住在领事馆后面的宿舍楼里，每天早上去领事馆上班，下午去菜市场买菜，晚上回宿舍。廖沙住在深水埗一间板间房里，隔三差五去旺角的一家桑拿房，跟一个叫“阿强”的本地人碰头。阿强是香港本地一个帮派的马仔，专门替人收钱办事。
封于修没有打草惊蛇。他让人把阿强从桑拿房里叫出来，带到了荃湾码头的一间空仓库。阿强进去的时候还在骂骂咧咧，看见封于修手里那把刀之后，嘴闭上了。
“苏联人给了你多少钱？”
阿强咽了口唾沫：“五千。就五千。让我盯几辆车，把车牌号和出入时间记下来。别的什么都没干。”
“盯了几天了？”
“四天。”
“除了你，还有谁在盯？”
“没有了。就我一个。”
封于修把刀插回刀鞘：“你现在回去，告诉苏联人，说顾家的车换了路线，原来的规律不管用了。让他们重新派人盯。新派来的人，你告诉我。”
阿强点头如捣蒜，连滚带爬地跑了。
两天后，阿强传回消息：苏联人新派了一个人过来，叫谢尔盖，住在北角一间公寓里，白天在领事馆修电器，晚上出来盯梢。
封于修在谢尔盖的公寓楼对面租了一个房间，蹲了两天，摸清了谢尔盖的作息。第三天晚上，谢尔盖出门盯梢，在太平山顶的岔路口停着车等了半个小时，没看到顾家的车队经过。他发动车子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封于修的车从后面顶了上来，把他的车撞到了路边的山沟里。
谢尔盖从车里爬出来，满脸是血，还没站稳，封于修一把将他按在车头上，刀尖抵着他的喉咙。
“回去告诉你们领事馆的人，再盯顾家的人，下次撞的不是车，是油罐车。”
谢尔盖被抬回领事馆的时候，苏联领事馆的人气得拍桌子，但一句话都没敢往外放。港英政治部的人当天下午就上了门，说你们的外交人员在香港涉嫌违反交通法规，撞车地点有监控录像为证。苏联领事馆的人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把谢尔盖调回了莫斯科。
事情办完，封于修回了训练营。顾长根把李敏叫到办公室，平静地开了口：“苏联人这回缩了。但不会缩太久。你把安保公司的编制扩一倍，专门设一个要人保护组，每个组配十个人，以后家里人出门，至少有一个组跟着。钱从安保公司的账上走，不够我补。”
李敏把话记下来，忽然问了一句：“那苏联人要是再来呢？”
顾长根靠在椅背上，平静地开了口：“再来就再打。打到他们记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