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一朝，力行熙丰变法十余年，革新吏治、整顿财税、强兵固边，彻底重塑了北宋中期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格局。而身为神宗生母的高太皇太后，自变法伊始便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她恪守祖宗旧制，秉持保守治国理念，始终认为王安石、神宗推行的新法扰民耗财、紊乱祖法，屡屡在宫中劝谏、制衡变法推行，是朝中保守旧党的核心后台与最高支柱。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崩逝、哲宗幼主登基，高氏正式垂帘听政、总揽皇权，随即全面扭转神宗朝国策，开启北宋著名的元祐更化。为彻底清算新法、恢复旧制，高太后火速提拔重用反变法派重臣，拜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令二人入主中枢、参决军国大政，全权主持废法复旧、整顿朝局的核心事务。
司马光为坚定废除新法、赋予政变式改制正统性，独创“以母改子”*的执政理论。他上疏朝野、援引礼制，宣称太皇太后以母后之尊、临朝辅幼主，有权纠正先帝晚年施政之失、更改子帝旧制。这套说辞完美规避了“否定先帝”的政治大忌，成为旧党全面废除熙丰新法的核心法理依据，为朝野废法行动扫清了舆论与政治阻碍。
在司马光与高太后的强势主导下，废法浪潮席卷朝堂，十余年间层层推行的新法被逐一连根拔除。元丰八年七月，朝廷率先下诏废罢保甲团教法，终结了神宗时期全民习武、民兵操练的军政制度。在此后短短半年时间里，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核心新法相继被废，神宗朝财税、商贸、军政的革新体系快速崩塌。
元祐元年（1086年）初，司马光积劳成疾、重病缠身，自知时日无多，唯恐废法大业半途而废，遂将彻底清算新法的重任托付给副手吕公著，加紧推进最后、最关键的废法举措——废除免役法。
免役法是熙丰变法中最贴合民生、成效最显著、争议最复杂的法令，它以交钱代役取代无偿劳役，极大解放了民力、充盈了国库，利弊交织、不宜一刀切废止。朝中一众开明旧党大臣纷纷上疏劝阻，其中范纯仁、苏轼、苏辙兄弟最为恳切。范纯仁深知新法推行多年、已成民间定制，仓促废除必致民生动荡，主张暂缓更张、细致考察利弊、因地制宜改良；苏轼、苏辙亦反复劝谏，认为不可全盘否定先帝法度，应留存新法便民之处、去弊存利。
但此时的司马光执念深重、急于功成，全然不顾群臣的理性谏言，秉持“凡熙丰所行，尽数废之”的极端理念，强势下达严苛政令，限定五日内彻底废除免役法，全面恢复老旧的差役法。一纸诏令，让成熟可行的募役制度骤然倒退，百姓重回无偿服役的旧弊之中，民间负担再度加重。
在全面废法的同时，旧党开启了大规模的朝堂清洗，对新党执政集团展开精准清算。主持变法、执掌中枢多年的新党重臣蔡确、章惇，先后被罗织罪名、罢去中枢要职，接连贬出京城、外放地方为官。为稳固旧党统治根基，朝堂重新起用元老重臣，时年八十一岁、历经仁、英、神、哲四朝、素来反对变法的文彦博再度出山，授平章军国重事，位列宰执之上，总领朝政纲纪，成为元祐旧党的精神领袖。
朝堂清算与废法工作持续推进，元祐元年八月，存续十余年、普惠基层的青苗法正式被罢废，神宗朝核心经济新法至此基本悉数消亡。九月，司马光病逝，轰轰烈烈的废法浪潮并未停歇，吕公著接续主持朝政，延续司马光的遗志，继续推行“元祐更化”，彻底肃清新法残余、清洗新党势力。
旧党虽因反对变法凝聚成统一阵营，却在彻底掌权后迅速瓦解，因学术理念、政见分歧、地域派系、人事权斗彻底分裂，形成相互倾轧、势同水火的三党格局，开启了北宋中后期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乱。
其一为洛党，以河南洛阳大儒程颐为首，依托理学学派势力，成员多为理学门生，秉持严苛儒礼、固守旧制，行事刻板、好论正邪、严于攻讦异己；其二为蜀党，以四川名士苏轼、苏辙兄弟为核心，成员多川籍文士，文风开明、政见通达，不赞同极端废法、全盘否定新法，主张辩证施治、宽和为政；其三为朔党，以河北籍朝臣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首，人数最多、盘踞朝堂要职、势力最为雄厚，行事激进、党争意识极强，是清算新党、打压异己的核心力量。
三党虽共同承袭司马光废法复旧的宗旨，却在执政理念、用人标准、处事风格上冲突不断，彼此攻讦排挤、互相倾轧，其中洛党与蜀党矛盾最深，势成水火，朝堂之上终日纷争不休，朝政精力尽数消耗于派系内斗，无人顾及民生国计。
元祐三年（1088年），主持朝政的吕公著因年高体衰，屡次请辞，最终罢去相权。朝堂人事再度更迭，吕大防拜左相、范纯仁拜右相，共同执掌中枢。范纯仁素来秉持中正之道，从元祐更化之初便不认同极端的全盘废法理念，始终主张客观看待熙丰新法，尤其反对仓促废除免役法，是旧党中难得的务实重臣。
拜相之后，范纯仁更是极力调和党争、宽容待人，对于被贬斥的新党重臣章惇、邓绾，以及屡遭洛党攻击的旧党苏轼、韩维等人，多有维护保全，反对朝堂极端清算之风。元祐四年（1089年），朔党集团执意要重贬已遭外放的蔡确，范纯仁以朝政宽厚为本，坚决反对过度株连、赶尽杀绝，因此遭到朔党全员围攻弹劾，最终不敌朝堂朋*党势力，被罢去相位。
元祐六年（1091年），朔党核心首领刘挚升任右相，朔党势力达到顶峰。但党争反噬从未停歇，同年，政敌援引流言，弹劾刘挚暗中交结新党蔡确、章惇，私结朋*党、心怀异心，刘挚随即遭弹劾罢相，朔党内部也自此出现分裂动荡。
高太后八年垂帘听政期间，旧党彻底把持中枢、垄断朝政，对新党势力的打压清算从未间断、愈演愈烈。以刘挚为首的朔党激进派，为彻底根除变法派势力，常年刻意搜罗章惇、蔡确等人的日常言行、私人诗文，捕风捉影、穿凿附会，肆意曲解罗织罪名，大兴文字之狱，其中最惨烈、影响最恶劣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规模最大、波及最广、手段最酷烈的朋*党文字狱。旧党充分利用高太后厌恶新党、忌惮权臣的心态，将蔡确贬谪途中所作的闲适小诗强行曲解为讥讽朝政、怨谤太后、蔑视先帝，对新党展开斩草除根式的全面清算。最终，蔡确彻底被逐出朝堂，又遭地方官员吴处厚挟私报复、刻意构陷，一路远贬新州安置，终老贬所、不得北还。
为固化朋*党正邪之分、掌控朝堂舆论，旧党刻意树立政治标杆，将司马光、范纯仁、韩维三人尊为“元祐三贤”，标榜为中正贤臣、社稷忠臣；同时将蔡确、章惇、韩缜斥为“熙丰三奸”，定为祸乱朝政的佞臣。他们公然将王安石、蔡确麾下所有新党亲信的姓名、籍贯、官职整理成册，张榜公示于朝堂内外，列为“奸党名单”，以此警示朝野、震慑百官。
与此同时，旧党开启二次大规模贬谪浪潮，对元祐初年尚未彻底清算的新党重臣章惇、韩缜、李清臣、张商英等人再度重贬流放，又将朝中残存的新党官员李德刍、吴安诗、蒲宗孟等尽数罢黜降官，朝堂之中变法派势力几乎被清扫一空。
后世史学家、思想家对元祐更化的极端党争与复古弊政，多有尖锐批判。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曾精准概括元祐朝政的偏执乱象：朝堂用人行政、法令更张，全然以“熙丰新旧”为唯一标尺，进一人，必是神宗朝所罢退之人；退一人，必是神宗朝所擢升之人；行一法，必是神宗朝所革除之旧制；废一法，必是神宗朝所推行之新规。一切施政不讲利弊、不问民生、不论得失，唯以反对熙丰变法为唯一准则。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亦辛辣讥讽元祐朝臣的狭隘偏执，称其为“闭着门说道理”。旧党一味矫枉过正，试图纠正熙丰变法的激进弊端，却彻底陷入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泥潭，摒弃了变法中富国强兵、利民兴邦的积极内核，只残留派系倾轧、复古倒退的弊政。
纵观整场元祐更化，其本质绝非利国利民的政治革新，而是一场裹挟着派系私怨、极端守旧的情绪化政治清算运动。熙丰变法虽有操之过急、利弊混杂的缺陷，但其初衷是为解决北宋积贫积弱、冗官冗费、边防空虚的百年沉疴，是主动求变、力图图强的治国尝试。而元祐更化全盘否定新法、盲目复古守旧，彻底推翻神宗一朝的治国成果，不仅未能解决北宋的社会弊病，反而让原本被改良缓和的民生、财政、军政乱象再度丛生，治丝而棼、越理越乱，让北宋的国运彻底走向下坡路。
与朝堂汹涌激烈的新旧党争、派系倾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年天子赵煦沉默隐忍的帝王生涯。
年幼的赵煦天资聪颖、好学不倦，自束发读书以来便酷爱典籍、博览群书，涉猎经史百家、诗文典籍，尤其钟爱唐人律诗，自幼深耕诗文，文学素养远超同龄宗室子弟。除却文思出众，赵煦亦精通笔墨书法，笔法工整遒劲、气韵端庄。元代陶宗仪所著《书史会要》中专门记载其书法造诣，盛赞宋哲宗“翰墨亦佳”，其笔墨风骨初具帝王气象。
然而在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间，这位聪慧早慧的少年帝王，始终形同傀儡、毫无实权。朝堂军国庶务、官员任免、法令更张，尽数由高太后与吕公著、司马光、刘挚等旧党大臣全权裁决，年幼的赵煦被彻底隔绝在权力核心之外，对朝政决策毫无半点发言权。
满朝文武皆以太后为当朝核心，皆视幼主为懵懂孩童，凡事只禀太后、不问皇帝。朝堂朝会规制中，高太后垂帘端坐于后，赵煦御座正对帘前，群臣奏事皆面朝太后、背对皇帝，全程俯首向太后禀奏政务、商议国策，自始至终不转身向皇帝请示、禀报半句。
数年朝会皆是如此，少年赵煦端坐御座之上，终日只能望着满朝文武的脊背与衣履背影，徒有帝王之名、全无君主之实。待其年长亲政、收回皇权之后，曾亲口忆及少年垂帘时期的屈辱境遇，自嘲彼时临朝，终日唯见群臣臀背而已。
常年的无权隐忍、朝堂漠视、新旧国策的剧烈颠覆、朝臣派系的肆意擅权，深深烙印在少年赵煦心中，为其亲政之后彻底推翻元祐旧政、重启熙丰新法、严惩元祐旧党、清算朋*党乱政埋下了深刻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