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栋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两只手交叉放在面前的笔记本上，本子上那行“北魏”两个字，还被他画了一道粗粗的横线，墨迹早已干透了。
他的坐姿看起来跟之前没什么两样，腰背挺直，表情沉稳，一副认真听取专家意见的姿态。
但如果有人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任何一位发言的专家身上，而是越过那些此起彼伏的讨论声，落在对面墙上那幅中线干渠工程示意图上，眼神空洞而飘忽，像是透过那张图看到了另一个维度里正在酝酿的一场风暴。
郑国栋的手指在本子上无意识地敲着，一下，两下，节奏越来越慢，到后来干脆停了，手指僵在纸面上，像一个忘了上发条的钟摆。
刘长林坐在他左手边，低着头，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画着一些毫无意义的圈圈。
他是副局长，平时开会的时候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恨不得把每个人的发言一字不落地记下来。但此刻他的笔记本上没有一个跟鉴定相关的字，只有一页又一页的螺旋线圈，密密麻麻地叠在一起，像他此刻的心情一样混乱而找不到出口。
刘长林嘴角往下撇着，幅度不大，但足以让熟悉他的人看出来——他在犯愁，而且是那种不太好说出口的愁。
偶尔他会抬起头来，目光快速地扫一眼正在热烈讨论的专家们，然后又迅速地低下去，像是怕被人发现他在看什么。
那个目光里有羡慕——羡慕专家们可以只关心专业问题而不用考虑其他——但更多的是焦虑，一种被架在火上烤却又无处可逃的焦虑。
孟成业坐在靠门口的位置上，姿态看起来比前两位稍微放松一些，但他的手指一直在转笔。
那是一支普普通通的黑色中性笔，在他指尖翻来翻去，转了一圈又一圈，掉了捡起来再转，转了两圈又掉了，捡起来再转。
这个动作从陈阳说完那句话开始就没停过，像是他内心深处某种焦灼能量的唯一发泄出口。
孟成业脸上还挂着那种孟成业式的标准微笑——温和的、不卑不亢的、见谁都先笑三分的表情。但如果有人凑近了看，就会发现那个微笑的弧度和平时不太一样，嘴角的肌肉有些僵硬，像是用胶水粘在脸上的，维持得很努力，但随时可能掉下来。
陈阳刚才那番话，在专家们听来是学术探讨的邀请函，是一场精彩鉴定的延续，是对他们专业能力的尊重和信任。
但在郑国栋、刘长林和孟成业听来，那番话却是一颗被精心包装过的炸弹。
不，不是炸弹——炸弹至少爆炸之后就完了，而这颗炸弹爆炸之后的余波，会像一圈一圈的涟漪一样在体制的池塘里扩散开来，波及的范围有多大、会碰到哪些人、最终会激起什么样的浪花，他们三个人此刻正在心里疯狂地推算着，越算心里越没底。
陈阳说的是“请各位老师给这尊观音立像的佛身重新做一个鉴定”。
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合情合理，有理有据。专家们在场，实物在桌上，所有的鉴定条件都具备了，重新鉴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问题是，这个“重新鉴定”的结论一旦正式出具，必然会出现一个让郑国栋等人难以回避的棘手局面。
这尊观音立像，之前是被人鉴定过的，而且鉴定的结论是——赝品。
这个“赝品”的鉴定结论是谁做出的？
是哪几位专家？是通过什么程序鉴定的？
正式报告上签了哪些名字？报告是否已经归档？
结果是否已经上报？责任谁来承担？还会牵扯到谁？
这些都是郑国栋三人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
郑国栋在脑海里飞速地检索着，如果他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十五年前，省里组织过一次全省馆藏文物普查定级工作，宜兰文物管理所把这尊观音立像报上来参与鉴定，当时专家组给出的结论就是赝品。
原因并不难理解：佛身是北魏的，佛头是清代的，两件东西不匹配，一看就是拼凑的。
在没有发现佛身腔体里那两轴画之前，在没有对佛身本身进行深入鉴定之前，仅凭佛头与佛身不匹配就做出赝品的判断，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能说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换作任何一个正常的鉴定流程，看到一件造像的头和身子不属于同一个时代，都会本能地产生怀疑，进而做出否定性的判断。
可现在不同了，现在陈阳把佛头撬开了，从佛身腔体里取出了两件元代大家的真迹。
佛头的清代特征不但不能否定佛身的真伪，反而成了佛身是真品的有力佐证——正是因为有人想把佛身里的东西藏起来，才故意安了一个风格不对的佛头上去，让整尊造像看起来像是一件粗劣的拼凑品，让大家认为这是一件赝品，这样里面藏的东西才能保存下来。
这个逻辑链条一旦成立，佛身的真伪问题不但不应该被质疑，反而应该被重新审视和肯定。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今天在场的专家们重新鉴定之后，一致认定这尊观音立像的佛身确实是北魏真品，那十五年前那份“赝品”的鉴定结论怎么办？
那是一个正式的、经过省里组织的、有专家组签字的、已经归档备案的官方鉴定结论。
现在否定它，就等于说十五年前那批专家判断失误了，鉴定工作的部门工作不到位，前面领导审批把关不严。
而十五年前的那些专家里，还有在座的专家呢，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同一个人，十五年前说它是赝品，现在又说它是真品，这个前后矛盾怎么解释？
当事专家承认当年判断有误，那还好说，最多是个“认识不深、条件所限”的问题；但如果人家不承认呢？
如果人家觉得当年的判断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合理的呢？
那今天这个新结论和老结论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一个无解的死结。
更重要的是，十五年前的结论如果被推翻了，那依据这个“赝品”结论做出的一切后续决定——比如这尊造像没有被定级、没有被重点保护、被放在宜兰文物管理所的库房里吃灰吃了十多年——这些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十五年前省里组织鉴定的领导，现在在哪里？升了还是退了？
如果还在位，甚至可能比当年位置更高了，今天这个重新鉴定的结论，岂不是等于在翻人家当年的旧账？
在体制内，翻旧账是最敏感的事情之一。
因为这不仅仅是专业问题，更是人事问题，是政治问题。你今天翻了别人的旧账，你怎么知道以后后会不会有人翻你今天的旧账？
这种互相翻旧账的风气一旦形成，整个系统的稳定性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陈阳这个看似简单的、合情合理的“重新鉴定”的要求，实际上给郑国栋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如果同意重新鉴定、出具正式报告，那就等于否定了之前的领导、之前的专家、之前的鉴定结论。他郑国栋一个小小的副局长，哪里担得起这个责任？
如果不同意重新鉴定，这么多专家在场，钱仲文、孙镜清、周专家、胡教授等等，还有苏白念，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是业内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孙镜清，郑国栋笃定他也参加了十五年前的鉴定会，因为江东省目前这些专家里，他是在江东省文物局时间最长的。
大家都亲眼看到了佛身的真伪，都参与了刚才长达一个小时的讨论，都认可了北魏时期的基本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郑国栋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咱们今天不鉴定”？
这话怎么说得出口？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传出去会被人怎么说——江东省文物局的局长怕翻老领导的旧账，宁可压着北魏真品不鉴定，也不敢面对真相？
这名声他郑国栋背得起吗？
鉴定也不行，不鉴定也不行，郑国栋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