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昭的职务在礼部祠祭司中并不显赫，但当狄仁杰将他的官衔与《贞观玉牒节要》中那道朱笔圈痕并排放置时，那层不显赫的外壳便开始显露出它真正的质地。祠祭司负责的是皇室所有仪典的流程制定和记录保存，而册封大典作为皇室仪典中等级最高的一种，其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备案。孙文昭在祠祭司任职期间，经手过至少三次册封大典的用印流程记录。那些记录中不仅写着玉玺在何时、由何人取出、在何道诏书上加盖，还记载着每次用印前后玉玺的保存状态、匣锁的开启记录和封存时间。
在将这些流程记录逐份归档的过程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容易接触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某次用印后玉玺匣的封条编号与前次不同、某次大典的记录中玉玺的印文轮廓与旧档拓片之间存在某种细微的差异、某段记录中被涂改过的日期和备注。狄仁杰回到长安之后，从大理寺库房中调出了祠祭司近十年来所有与册封大典相关的存档副本。副本是按年份装订的，每一年度的卷宗都包含当年度所有皇室仪典的完整流程记录。他将那些卷宗逐一翻开，没有按照日期顺序去读，而是将目光直接投向每一卷末尾的"用印记录"附页。
在显庆元年册封太子李忠的那卷记录中，用印记录附页的末尾有一行小字："玉匣取出时锁扣松脱，经查验无损，仍按例用印。"在显庆四年李忠被废、改立李弘为太子的那卷记录中，同样位置又有一行措辞几乎相同的小字："玉匣封缄完好，用印如常。"但在永徽六年高宗册立武后为后的那卷记录中，附页的末尾多了一行与其他年份不同的备注："本次用印前，曾有人调阅太宗朝旧档中玉玺施用记录数卷，调阅人签字为祠祭司员外郎孙文昭。"这行备注出现在永徽六年的卷宗中，而孙文昭那时刚到祠祭司任职不久，应该是他调阅那些旧档后留下的记录。
他在到任之初就开始查阅与玉玺施用相关的太宗朝旧档了。那不是一次偶然的翻看，是一道持续了数个年头的、将他从永徽六年引向龙门石窟泥胎的逐渐收束的路径。而那卷记载着"副玺"备注的太宗朝旧档，大约就是他在这一系列查阅中最终看到的那一卷。
狄仁杰将那些卷宗合上放回架子上，没有带走。他站在库房昏暗的光线中，将那些用印记录中的备注按时间顺序默念了一遍——从永徽六年的调阅记录，到显庆元年的锁扣松脱记录，到显庆四年的封缄完好记录。每一次用印前后的记录都像是有人在那些纸页的边缘处放了一道细小的标记，那些标记单独看都不足为奇，但合在一起之后，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件事：祠祭司中有人一直在关注着那枚传国玉玺每一次被取用和归位时的状态变化。
孙文昭的职务让他天然地站在了那条关注线的正中间。他看了太久、记了太多，于是被人从那条线上摘了下来，送进了龙门石窟的泥胎中。他的职务也成了他被人利用的来源。那些调阅记录在他的名字下积攒了数年，而他本人也许是在某个深夜翻完那卷写着"副玺"备注的旧档之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经手过的那些看似寻常的用印记录背后，藏着一道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深的裂痕。
狄仁杰从库房中走出来时，日光正好落在廊下的青砖地面上，将砖缝中的青苔照出一层细密的绿色。他站在那片日光里，想着孙文昭最后一次合上那卷旧档时的心情。那时他应当已经看见了那道裂痕的边缘，也知道自己大概已经不能再像从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继续坐在祠祭司的那张案前了。但他依然将那卷旧档放回了原处，没有带走，也没有声张，只在《贞观玉牒节要》的边角写下了一行朱笔小字作为最后的记录。那行小字和那卷被他合拢的旧档一起，留在了他身后。如今它们各自落在了狄仁杰的手中和库房的架子上，正等着被重新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