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
柏林奥运会开幕式的新闻片是当天晚上传到纽约的，再通过电缆传到华盛顿。
第二天早上，联邦政府的新闻处就把片子送到了白宫。
罗斯福在早餐桌上看了那段十五分钟的新闻片——十二万人的看台，各国代表团入场，韦格纳的讲话，全场起立唱《欢乐颂》。
他把片子看了两遍，然后让秘书把片子送到新闻处，说了一句话：
“不要公开播放。先压着。”
但压不住。新闻片已经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的几家电影院里放了，观众反应很热烈。
尤其是在美共控制区——俄亥俄河以东的几个城镇，美共的广播电台把开幕式的实况转播了一遍，街道上挤满了人，围在广播喇叭下面听。
当转播员念到“美共代表队入场”的时候，街上的人群欢呼起来，有人把帽子扔到空中，有人抱在一起跳。
美共代表队的旗手是个黑人运动员，叫乔·刘易斯——不是那个拳王，是另一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一个码头工人，跑一百米的。
他举着美共的旗帜走过场地的时候，看台上的德国工人方阵站起来鼓掌，掌声很响。
美共代表队这次一共派了四十七个人，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摔跤、拳击、篮球、足球七个大项。
到七月三十一日为止，美共代表队已经拿了三块金牌、两块银牌、四块铜牌。
乔·刘易斯在男子一百米决赛里跑了十秒三，拿了金牌。
消息传回美共控制区的时候，克利夫兰的街上有人放了一挂鞭炮。一个老码头工人蹲在街角，听完广播，抹了把脸，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我跟他爹一起扛过包。他爹要是活着，看到儿子跑这么快，得乐成什么样。”
在联邦政府控制区，老百姓也听到了广播，看到了新闻片。
华盛顿的一家电影院里，新闻片放完开幕式的片段之后，观众席上有人吹了一声口哨，有人鼓了掌，虽然不响，但确实有人鼓了。
一个中年女人对旁边的丈夫说了一句——“那个跑一百米的黑人小伙子，是克利夫兰的？克利夫兰不是被共产党占了吗？”
丈夫说——“占了。但人还是美国人。”
女人说——“就是。跑得真快。”
旁边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回过头来，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
女人把脸转回去了。
但联邦政府的态度完全不同。七月二十七日，白宫新闻秘书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了柏林奥运会的事。
记者问——“总统先生是否看了柏林奥运会的新闻片？联邦政府对美共代表队参赛有何评论？”
新闻秘书说：
“总统先生已经看过相关报道。
联邦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柏林奥运会是共产党阵营的政治宣传工具。
美共代表队是共产党扶持的傀儡组织，其参赛行为不代表美国人民的意愿。
我们呼吁美国人民保持警惕，不要被共产党的宣传所迷惑。”
《纽约时报》第二天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柏林的金牌，华盛顿的麻烦”。
社论写道：
“美共代表队在柏林奥运会上拿了三块金牌。
这个消息在联邦政府控制区引起了复杂的反应。
一些美国人看到同胞拿了金牌，心里高兴。但他们忘了，那些拿金牌的人，是共产党的人。
他们代表的不是美国，是共产党。我们不能因为一块金牌就忘了这一点。”
读者来信栏在随后几天里越堆越满。
编辑们挑了一部分登了出来，除了那封“一个华盛顿的工人”的信之外，还有几封被放在了同一版面上。
其中一封署名“布鲁克林码头工人哈里斯”的信写道：
“你们说那个跑一百米的小伙子是共产党的人。
行。
那我问你——他跑十秒三，你跑几秒？你坐在办公室里，抽着雪茄，写着社论，说他‘代表的不是美国’。
他代表不代表美国，你说了算？
他生在克利夫兰，长在克利夫兰，他爹是码头工人，他娘是洗衣工。
他跑得快，我们码头工人高兴。
你不高兴，是因为你怕。
你怕我们看了他的比赛，回头看看自己碗里的饭，发现饭不够吃。
你们这帮写社论的，就是罗斯福的走狗。
罗斯福让你们写什么，你们就写什么。
罗斯福让你们骂共产党，你们就骂共产党。
你们连自己看见的事都不敢写。
你们看见那个黑人小伙子跑得快，你们不敢说他跑得快。
你们只敢说他是共产党。
你们比共产党还不如。”
另一封信的署名是“一个芝加哥的母亲”。
信写得更短，但更冲：
“我把你们那份社论读了三遍。
读完之后我把报纸垫了桌脚。
你们说美共代表队‘不代表美国人民的意愿’。
那我问你——我儿子在俄亥俄河前线当兵，他写信回来说，对面共军的阵地上天天有广播，放的是柏林奥运会的实况。
他跟我说，他听完那个克利夫兰小伙子跑一百米，他跟旁边的战友都哭了。
他说他们想家。
他们想回克利夫兰，想回芝加哥，想回底特律。
你们说那不是美国人民的意愿。
那我儿子的意愿算不算美国人民的意愿？
你们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吹着电扇，写着社论，你们知道前线的人在听什么吗？
你们不知道。
你们只知道罗斯福让你们写什么，你们就写什么。
你们是罗斯福的狗。
连叫都不敢自己叫。”
还有一封署名“一个退伍老兵”的信，字迹潦草，像是在膝盖上写的：
“我打过一战。我在贝洛森林挨过德国人的子弹。
我退伍之后在工厂里干了二十年，大萧条的时候被裁了，到现在还没找到活干。
我看完柏林奥运会的新闻片，我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半天没起来。
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在法国跑过越野赛。
那时候我跑得也不慢。
现在我跑不动了，膝盖坏了，腰也坏了。
但我看见那个克利夫兰的小伙子跑十秒三，我心里痛快。你们说他是共产党。
共产党怎么了？
共产党能让他跑十秒三，你们能让他跑几秒？
你们连个工作都不给他爹。你们在报纸上骂共产党，骂得头头是道。
你们怎么不骂骂自己？
你们怎么不骂骂华尔街那帮把工厂关掉、把工人赶回家的人？
你们不敢。
你们是他们的狗。
你们连叫都得看他们的脸色。”
编辑部把这些信转到了主编办公室。
主编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把信搁在桌上，对旁边的编辑说了一句话：
“登。都登。把骂我们的那几封登在显眼的地方。不要删。”
编辑说：“主编，这些信骂得很难听。说我们是‘罗斯福的走狗’。”
主编说：“登。骂得越难听越要登。不登，他们就会说我们连骂都不敢让人骂。登出来，他们骂完了，气消了，报纸还是我们的。”
编辑把信拿走了。第二天，那几封骂报社的信被登在了读者来信栏的最上面，一字未改。
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了这篇读者来信。
他把报纸搁在桌上，靠在轮椅上，看着窗外。
窗外的华盛顿是七月的天，很热，街上的柏油路被晒得发软。
他看了一会儿，把报纸拿起来，又看了一遍那封读者来信。
然后他把报纸折好，搁在桌角，对旁边的霍普金斯说了一句话：“这个码头工人说得对。他不管什么党。他看的是人。我们管不住人的眼睛。他们想看什么，就会看什么。我们越压，他们越想看。”
霍普金斯说：
“总统先生，要不要让新闻处放松一点？让他们少说几句‘共产党的宣传’？”
罗斯福摇了摇头：
“不行。新闻处要压。不压，美共的宣传就传得更快。但压要有压的办法。
不能光说‘别看’。要说‘看完了，想想’。”
他把轮椅转回桌前，拿起电话，拨了新闻处的内线。
他说：“柏林奥运会的报道，可以放，但要在报道后面加一段话——‘这些运动员是共产党扶持的，他们代表的不是美国。’这句话要加粗，要放在显眼的地方。不要藏。”
他把电话挂了，靠在椅背上，拿起烟盒，抽了一根点上。
他抽了一口，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看着烟在阳光里散开。
他在想一件事——那个跑一百米的克利夫兰码头工人，跑得真快。
十秒三。他年轻的时候也跑过步，跑不了这么快。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纽约州议会里跟人赛跑的事，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腿还能动。
他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把轮椅转回桌前，拿起下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