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预算
本届运动会总预算为四千二百万马克。其中场馆建设两千八百万马克，赛事运营八百万马克，奥运村建设及运营四百万马克，其他费用两百万马克。
预算资金来源：
人民委员会拨款三千万马克，门票收入预计六百万马克，企业赞助及社会捐赠预计六百万马克。
目前实际支出已超过预算一成五，主要原因为场馆建设材料价格上涨及人工费用增加。
体育委员会拟申请追加拨款六百万马克。
六、全民参与
本届运动会筹备期间，体育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百万工人迎奥运’群众体育活动，参加人数超过三百万。
各地工厂、农庄、学校、街道均成立了体育小组，开展了长跑、拔河、篮球、足球等群众性比赛。
运动会期间，将组织十万名工人观众到场观赛，其中半数以上为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军烈属。
门票价格定为普通票一马克，学生票0.5马克，工人团体票七折。
另设免费观赛区两万个座位，供老人和残疾军人使用。
七、外宾接待
已报名参赛各国代表团团长将于七月下旬抵达柏林，体育委员会拟于七月二十五日举行欢迎招待会。
各国代表团团长的住宿安排在柏林市内的宾馆，运动员统一入住奥运村。
运动会期间将组织各国运动员参观柏林工厂、农庄、学校，与德国工人、农民、学生进行交流。
八、存在问题
第一，部分场馆建设进度仍需解决，自行车馆屋顶尚未封顶，射击场靶位安装仅完成七成。
第二，预算超支问题需尽快解决。
第三，美国及其控制下的美洲国家未报名参赛，部分国际体育组织以此为由拒绝承认本届运动会的合法性。
第四，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员对身份审查有疑虑，担心审查标准不透明。
以上报告，请人民委员会审议。
体育委员会
一九四零年六月十四日”
韦格纳把报告看完，拿起笔。
他在报告第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宗旨写得好。运动员这一条要卡死。不能有贵族运动员混进来。”
翻到第二页，在参赛国名单旁边写了——“美国不来，是他们的事。我们办我们的。”
翻到第三页，在新增项目旁边写了——“劳动技能赛这一条有新意。工人看了高兴。保留。”
翻到第四页，在场馆建设那一页旁边写了——“自行车馆屋顶催一下。下雨天不能比赛，屋顶不封顶怎么行。”
翻到第五页，在预算超支那一行旁边画了两道线，写了——“超支一成五，不算多。但追加拨款六百万要省着用。
让体育委员会把超支明细报上来。哪一项超了，超了多少，为什么超，都要写清楚。”
翻到第六页，在免费观赛区那一行旁边写了——“两万个免费座位，好。再加五千个。给烈属和残疾军人多留一些。”
翻到最后一页，在存在问题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最后一段话：
“报告整体不错。体育委员会同志们辛苦了。
几条意见：一、运动员审查标准要公开透明，提前公布，让各国代表团都看到。
二、美国不来参赛，不必强求。我们办我们的，把运动会办好，比什么都强。
三、外宾接待要热情，但不要铺张。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排场。
四、追加拨款六百万马克，准了。但要把账算细。
每一笔钱花在哪里，都要有记录。
五、运动会期间组织各国运动员参观工厂农庄学校，这个安排很好。让他们看看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农民的生活。
比开一百场演讲都管用。
六、最后一条——运动会开幕式上，不搞花架子。
不搞团体操表演。让运动员自己走方队入场。
工人农民站在看台上看。这就是最好的开幕式。”
写完，韦格纳把铅笔搁下，把报告合上，递给秘书。
他说了一句话：
“批复给体育委员会。让他们抓紧办。离运动会开幕还有不到两个月了。
该赶工的赶工，该催的催。
别到时候屋顶还没封上，客人来了看笑话。”
秘书应声出去了。
韦格纳靠在椅背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在想一件事——一九四零年的柏林奥运会，会是什么样子。
他想起一九三六年他本来打算办一届奥运会，结果被搅了。
现在美洲那边的战争还没打完，革命还在继续，但他还是决定把奥运会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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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一九四零年七月。
柏林中央火车站。
从七月初开始，柏林的中央火车站就忙了起来。
一列接一列的国际列车从东边、西边、南边开进来，车头上挂着各国的小旗子，车厢里坐着穿运动服的年轻人、穿西装的官员、扛着摄影机的记者。
月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体育委员会的接待员举着写有国名的木牌，奥运村的志愿者推着行李车，新闻处的记者端着相机蹲在柱子旁边等。
火车进站的时候，汽笛声、车轮摩擦铁轨的尖响、人群的喧哗混在一起。
第一批到的是苏联代表团。
一百多号人，穿的是统一的灰色运动服，胸口别着镰刀锤头徽章，领队是个四十多岁的矮壮男人，姓库兹涅佐夫。
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站台上的人都朝他们鼓掌。苏联运动员们愣了一下，然后也鼓起掌来，有人把手里的行李放下，跟旁边的人握手。
一个苏联女运动员抱着一束花，是站台上的德国小姑娘塞给她的。
她低头闻了闻花，笑了，说了一句“谢谢”，小姑娘也笑了。
中国代表团到的时候是下午。
二十几个人，穿的是灰蓝色的中山装运动服，胸口别着五星红旗徽章。
领队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姓周，说话带四川口音。
他们下了车，在站台上排队，队伍站得很直，没有人交头接耳。
旁边的德国接待员走过来，用中文说了一句“欢迎来到柏林”。
周领队愣了一下，然后握住他的手，笑着说了一句“谢谢同志”。
瑞典代表团到的时候是傍晚。
二十几个人，穿的是白底蓝边的运动服，胸口别着蓝底黄十字的瑞典国旗。
他们下了车，在站台上四处张望，有人掏出相机拍照。
一个瑞典运动员——高个子，金头发，二十出头——对着站台上的德国警察按了一下快门。
警察朝他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
他把相机收起来，对旁边的队友说了一句瑞典话，大意是“这火车站比斯德哥尔摩的还大”。
阿根廷代表团到的时候是深夜。
领队是个五十多岁的退役将军，姓罗德里格斯，留着两撇小胡子。
他下了车，看到站台上灯火通明，接待员、警察、志愿者来来往往，秩序井然。他把手里的皮箱换了只手拎着，对旁边的随员说了一句西班牙语——“这地方比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整齐。”
随员说：
“罗德里格斯团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火车站没这么大。”
罗德里格斯说：
“我说的是整齐。你看这地面，连个烟头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