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7月，的里雅斯特
七月的的里雅斯特，热得像蒸笼。海面上升腾着水汽，把远处的船只扭曲成模糊的影子。海鸥懒得飞，蹲在炮管的阴影里，嘴巴微微张开，像一排挂在铁架上的灰色风铃。保罗坐在营房门口，手里拿着针线，一针一针地缝着蒙布。玛丽亚坐在他旁边，帮他穿针。她的眼睛不如从前了，穿针要眯着眼，有时候穿好几次才穿进去。
“阿姨，您累了吗？”保罗问。
“不累。缝布不累。以前在维也纳，缝衣服才累。衣服小，针脚要密。布大，针脚可以疏。”
“那您为什么缝得这么密？”
“因为飞机要飞。飞的时候风大，缝不密，会散。”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缝的那一排针脚。很密，很直，比前几天进步了很多。
“阿姨，您教我缝了之后，我的针脚好多了。”
“你学得快。学什么都快。”
“不快。飞机做了六年。六年才做到十五米。”
“六年，不长。有些人一辈子做不成一件事。”
保罗抬起头，看着玛丽亚。“阿姨，您这辈子做成了什么事？”
玛丽亚想了想。“养大了莱奥。他父亲死了，我一个人带他。从七岁带到十七岁。十年。”
“那您做了十年。”
“对。十年。不长。”
保罗低下头，继续缝。针在帆布上穿梭，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蚕在吃桑叶。
雅各布的咖啡馆来了一个新客人——一个从英国来的水手，叫詹姆斯，四十多岁，满脸胡子，说话带着浓重的利物浦口音。他喝了一杯咖啡，眼睛亮了，说这是他在欧洲大陆喝过的最好喝的咖啡。雅各布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真的。我在利物浦喝过更贵的，但没这个好喝。”
“那您多喝。管够。”
詹姆斯喝了三杯，付了钱，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在桌上留下了一枚英国便士，说：“这是小费。你煮得好。”雅各布把那枚便士放在柜台上的空瓶子里，跟那些野菊花放在一起。
“雅各布，你生意越来越好了。”伊洛娜坐在角落里，喝着咖啡。
“夏天人多。冬天就少了。”
“冬天有冬天的客人。冬天冷，喝咖啡的人多。”
雅各布看着她，笑了。“你像个生意人。”
“我不是。我是记者。”
“记者也是生意人。记者卖字，生意人卖咖啡。我们都是卖东西的。”
伊洛娜笑了。“你卖的是好喝的。我卖的，有人不爱喝。”
“不爱喝的人，不是你的客人。你的客人，是那些爱喝的人。”
伊洛娜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七月底，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克罗地亚的信。信是马蒂奇写来的，字迹比以前更抖了，但还能认出：
“莱奥：
你妈在你那里，好吗？她写信来说，咖啡好喝，海好看，你胖了。她说你胖了，我就放心了。胖了，说明吃得好，睡得好。
我这里土豆收了。今年收成好，卖了不少钱。我买了一副新假肢，钢的，轻了很多。戴着不疼了。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秋天来吧。秋天路好走。
马蒂奇”
莱奥把信给玛丽亚看了。玛丽亚读完，沉默了几秒钟。
“他买了新假肢。钢的，轻了很多。”
“那您回去看他吗？”
“秋天。秋天路好走。”
“那我陪您去。”
“不用。你守炮台。我自己去。”
莱奥看着她。“您一个人？”
“一个人。路不远，火车一天就到。”
莱奥沉默了。他知道母亲说的对。路不远，火车一天就到。但他还是不放心。
“妈，您小心。”
“小心什么？”
“小心小偷。小心骗子。小心坏人。”
玛丽亚笑了。“你妈不是小孩子。你妈活了五十六年，什么没见过？”
莱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好吧。您自己去。到了写信给我。”
“好。到了写信。”
八月初，保罗的十五米飞机蒙好了最后一层布。七层布，缝在一起，用胶水粘在骨架上，绷得很紧。他站在那架飞机前面，伸出手，敲了敲。咚咚咚，声音很沉，像心跳。
“科恩先生，好了。”
雅各布走过来，看了看。翼展十五米，机身八米，蒙布在阳光下闪着暗沉的光。
“重吗？”他问。
“重。比八米的重一倍。”
“那能飞五千米吗？”
“能。但要看风。”
“什么风？”
“东南风。三级以下。”
“那什么时候有东南风？”
“秋天。秋天东南风多。”
雅各布点了点头。“那就等。秋天到了，飞。”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胶水渍，指甲缝里嵌着木屑。
“科恩先生，”他说，“您说，秋天什么时候来？”
“还有两个月。”
“两个月很久。”
“不久。眨眨眼就过去了。”
保罗眨了眨眼。“没过去。”
“再眨几下。”
保罗又眨了几下。“还是没过去。”
雅各布笑了。“那就是还没到时候。到了自然就过去了。”
保罗看着海面。海很蓝，蓝得有点假，像一幅画。
“科恩先生，”他说，“秋天到了，我飞过海。您坐在我旁边。”
“好。我坐你旁边。”
“您不怕？”
“不怕。你开，我坐。”
保罗伸出手。雅各布握住了。
八月中旬，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信是费舍尔写来的，很短：
“伊洛娜：
工厂主协会的那个议员，施瓦茨，最近在国会又提出了一个新法案。要求‘禁止记者在未经工厂主许可的情况下，发表关于工厂的负面报道’。如果通过，你写的东西，没有工厂主的许可，就不能发。
我们正在联系其他报社，一起反对。你也写一篇文章，反对这个法案。在的里雅斯特写，寄回来。我们发。
费舍尔”
伊洛娜把信给莱奥看了。莱奥读完，把信纸折好，还给她。
“你写吗？”他问。
“写。”
“不怕他们更恨你？”
“不怕。恨我的人，不会因为我少写一篇就不恨。怕我的人，不会因为我多写一篇就更怕。”
莱奥看着她。“你像个战士。”
“我不是。我是记者。”
“记者也是战士。记者用笔，战士用枪。我们都是打仗的。”
伊洛娜笑了。“你也是战士。你用炮。”
“炮太重。你的笔轻。”
“轻也能打死人。打死的是假话。”
莱奥想了想。“你说得对。假话该死。”
伊洛娜走回书桌前，铺开稿纸，开始写。第四十二篇。她写的是施瓦茨的新法案。她写道：“他们要立法，禁止记者写工厂的负面报道。他们不怕记者，他们怕真相。真相是，工人的肺烂了，工人的手指断了，工人的孩子没有饭吃。他们不想让这些被写出来。因为写出来了，他们就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但海面上有月光，银白色的，像一条路。
八月下旬，玛丽亚准备回克罗地亚了。她收拾好皮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罐雅各布做的番茄酱、一双给马蒂奇织的毛线袜。袜子是灰色的，针脚很整齐，比给莱奥织的那双好多了。
“妈，您什么时候回来？”莱奥站在炮台门口，送她。
“冬天。冬天冷了，就回来。”
“那您路上小心。”
“小心。你也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好。”
玛丽亚上了马车。马车沿着港口边的石板路驶向火车站，扬起一片尘土。莱奥站在炮台门口，看着马车越来越远，然后转过身，走回营房。
保罗站在飞机旁边，看着那架十五米的巨鸟。
“莱奥叔叔，您妈走了？”
“走了。”
“您难过吗？”
“有一点。”
“难过就哭。哭出来就好了。”
“我不会哭。”
“那您就擦炮。擦干净了，就不难过了。”
莱奥看着他，笑了。“你跟你妈一样。”
“我妈？我没妈。”
“玛丽亚。她教你缝布，就是你的妈。”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对。她是我的妈。”
莱奥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你以后有两个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克罗地亚。”
保罗抬起头，看着天空。“在天上的妈，能看见我吗？”
“能。她在云上面。你飞高了，就能看见她。”
保罗看着那架飞机。“那我飞高一点。飞到云上面。去看她。”
“好。你飞。我看着。”